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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最严格规矩缘何培养最多昏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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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7-24 15:4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明朝宫廷教育:最严格规矩缘何培养最多昏君

作者:张嵚

    明朝开国一大特点,就是规矩奇多,从皇室开始,吃饭穿衣住房,样样都有规定,一不留神就犯法,而宫廷教育的规矩,更是格外严苛。

    朱元璋出身穷人,自己没读过多少书,但显然他很明白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的道理,明朝宫廷教育的规矩,基本都是他设立的。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:1,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。2,对太子的教育培养。

    这其中的第一条——对皇帝本人的日常教育,放在朱元璋身上,是很以身作则的。早年他还不是皇帝,刚刚扯旗造反的时候,就很重视日常的学习充电。每天都要开会学习,按《明史》的说法叫“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”,即身边的文臣谋士给他讲课,主要讲历史——历代帝王打天下及治国的历史,目的也很简单,现学现用,什么招数有用学什么。他最感兴趣的人物是刘邦,学的最多的是刘邦,从待人接物到战策谋略,好多都是有样学样。等着大明朝建国,当年给他讲课的儒生,大多都成了明朝开国重臣,比如明朝首任丞相李善长,以及明朝首任都察院左都御史,大名鼎鼎的军师刘伯温。而这种战争年代的学习方法,也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下来,变成两种贯穿明朝兴衰始终的常用教育制度——经筵和日讲。

    所谓“经筵”,按照现代的话说,就是文史研讨会。即由皇帝召集文臣,探讨读经史子集的心得体会。这项活动并非明朝首创。之前的几个朝代也都有。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的时期,应该是“经筵”活动举行最为频繁的时期。战争年代尝到听课甜头的朱元璋,对这种上课方式钟爱有加。而且战争年代文化低的朱元璋,在课堂上主要是听别人讲,而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,则喜欢跟人探讨,按照《明史》的记录,刚登基时的朱元璋,“经筵”几乎天天开,每天都召集文臣儒士前来,探讨历代治国的兴亡得失。后来工作忙了,可“经筵”还是放不下,隔三差五就要开一次,不但听别人讲,更自己发表意见,探讨的内容,主要是《大学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唐律》,不但探讨学术内容,更古为今用,商讨治国政策,明朝开国后许多律法的制订,乃至教育,军事,外交等制度的确立,都是这么探讨出来的。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是,正是一次经筵时,有文臣提出了孟子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称视君如寇仇”的观点,引得朱元璋大怒,当场大骂说:如果这个老头活到现在,我肯定砍了他。孟子本人,当然没被朱元璋砍了,但孟子的像,却被朱元璋搬出了孔庙,他几千年配享孔庙的资格,就这样被朱元璋取消了。

    但总的说来,朱元璋时代的经筵活动,对于明初各项国家政策的制订,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,尤其是当时明朝历经战乱,百废待兴,通过经筵,可以探讨历代治国的得失,商讨正确的治国策略,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,公费教育政策,乃至国民福利政策,许多都是通过经筵得以确定的。同时,经筵也成了朱元璋特殊的“官员选拔会”,许多名列《明史》,以治民著称的“循吏”,都是通过经筵崭露头角,得以被朱元璋委以重任,从此青史留名的。在朱元璋身后,从建文帝朱允炆到宣德帝朱瞻基时期,经筵皆是当朝帝王重要的政治活动,然而,那时候的经筵,在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,每年搞多少场,每场搞多大规模,每场在哪里讲,多长时间搞一次,全凭皇帝自觉。当然,那几位皇帝也很自觉。

    而到了朱元璋的重重孙——明英宗朱祁镇登基的时候。经筵,终于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,而这件事情的促成,却是因一起“偶然事件”,先是尚健在的明宣宗朱瞻基,命阁臣杨士奇起草诏书,宣告皇太子朱祁镇出阁读书,谁知诏书前脚刚下完,后脚朱瞻基就驾崩了。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仓促即位,虽然身份从“太子”变成了“皇帝”,可教育工作还是不能放松,于是杨士奇就上奏说:皇帝接受教育,与太子和亲王都不同,应该命礼部详细的制订规则,以“经筵”为方式进行。明英宗准奏,于是经筵,也就有了其固定的模式:每月三场,分别是当月的初二,十二,二十二三天,地点在文华殿,讲课的讲案,要设在皇帝坐的御案稍东,早晨先由司礼监的太监呈上当日要讲的经书,书是《大学》,经是《尚书》,两书都要放在御案上,《大学》放在御案的东侧,《尚书》放在御案的西侧。每次讲课,设讲官俩人,要提前写好讲义,预放在讲案上,是日早朝过后,皇帝亲临经筵,三师三少等重臣先行三叩九拜礼,由鸿胪寺官引导依次上殿。两个讲官一东一西出班,先给皇帝行叩头礼,然后伺候皇帝听课的展书官,上前帮皇帝把书打开,等讲官讲完了,再由展书官跪着上前把书合上,等着讲课结束后,皇帝还要御赐大臣酒饭,各官员先行叩拜礼给皇帝,然后到左顺门吃饭,吃完后回来再向皇帝行谢恩礼。一场经筵才算结束。且不说听课的辛苦,就这套前后的繁文缛节,也足够把人累的够呛。

    虽然累的够呛,但对于参与的官员来说,经筵却有着重要的意义,首先要参与经筵,得够品级。主持经筵的,不是内阁大学士就是勋臣,都是朝廷的重量级人物,而经筵的讲官,则主要由翰林学士充任,担任讲课的翰林学士,也基本属于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,未来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顶梁重臣,比如朱祁镇执政的第二个时代——天顺年间的两位内阁重臣李贤和彭时,便是朱祁镇九岁登基时的经筵讲官。所以,在参加经筵的这件事上,大臣们既相当有兴趣,又相当积极。

    大臣们有兴趣,可皇帝们,却是越发的没兴趣。事实是,当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确立后,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参加经筵的次数与态度,却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朱祁镇的儿子明宪宗朱见深,以及孙子明孝宗朱祐樘两代执政时期,尚能保证经筵的如期举行,可朱见深参加经筵时,就已经越发没有积极性,按照《明实录》的说法,他经常无精打采的听,听完了连话都懒得多,如此消极,连大臣们也看不下去了,御史陈音就曾上奏说:皇上您参加经筵,不能光听我们说,您也得提问题啊。再到后来,经筵举行的次数,就越来越少,本来应该按时举行的经筵,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取消,按照《明史》的说法就是“进讲之日少,辍讲之日多”,皇上也学会旷课了。

    而到了明武宗以及之后的皇帝,不但逃课,而且还学会了逃学。明武宗朱厚照时期破天荒的规定,把每月应该三次的经筵,减少为每月一次。之后他的堂弟明世宗朱厚熜即位,还曾下旨取消经筵。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更过分:本来经筵是每个月三次,他改成分“春讲”和“秋讲”,每年讲两次意思意思得了。

    而即使如期举行的经筵,到了明朝中后期,也就变成了意思意思。基本成了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。而明朝皇帝之所以越发讨厌经筵,不止因为不爱学习,也因为经筵越发变得含沙射影:明朝中后期党争日烈,经筵也变成了战场,文官给皇帝开经筵,表面上是讲学问,其实却是以讲学为名,多讲国家大事和个人的政治主张,甚至还不乏借经筵的机会攻击政敌。比如《明史》上就说这是“讲官于正文外旁及时事”。也有一些老实巴交的讲官,踏踏实实讲学问,但都是挑着讲,什么好听讲什么,讲出来的内容千篇一律。如此下去,皇帝当然越听越烦,经筵,也就越讲越没劲。

    而与经筵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皇帝教育模式,就是日讲。

    日讲,和经筵差不多性质,都属于学术研讨会。但不同在于,经筵规模大,日讲规模小,经筵有固定的制度规定,日讲却是随机性的,通常来说,日讲都是在经筵举行完毕后进行,作为经筵的补充。它的规模也是正统初年确立的,比经筵要简单,只要四名讲官,大学士轮流值班,没有经筵那么复杂的礼仪模式,也不用仪仗排场,内容也比经筵要宽泛,包括经史子集。如果说经筵是一种制度化的课程,那么日讲的举行,更多却全凭皇帝的喜好。最早的日讲,只是经筵的一种补充,可明朝中期以后,经筵越来越不给力,日讲的地位也就扶摇直上,皇帝想学习,或者想探讨治国方略,一般都不会去参加礼仪繁琐的经筵,相反会宣召自己亲近的臣子,来给自己单独上小课,这种小课就是日讲。如果说经筵的参加,标志着官员在朝臣中的身份地位,日讲的参加,则标志着官员在皇帝个人心中的地位——这是一种特殊的荣宠。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们,大都有自己亲近的文臣,比如明武宗亲近杨廷和,明世宗一度亲近夏言,明穆宗亲近高拱,明神宗亲近申时行。这些大臣们,也都有同一个身份——给皇帝日讲的。

    而历代的明朝皇帝,虽然对自身的教育,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但有一个人的教育,他们大多都是绝不放松的——皇太子的教育。

    明朝皇太子的教育培养制度,最早也是朱元璋制订下来的。为了继承人的教育,朱元璋煞费苦心,甚至还为儿子建了个图书馆——大本堂。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各类典籍图书,并遍请各地名儒。而朱元璋的太子朱标,其个人的教育团队,也是极其强大的,常年负责他日常教育的两位“赞善大夫”,一位是朱元璋的第一智囊刘伯温,另一位则是“浙东四才子”之一的章溢。日常授课的老师,既有李善长这样的开国文臣之首,更有徐达这样的大明第一统帅,按照《明实录》的话讲,就是“群贤毕至”。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,却是朱元璋所创立的太子教育体制——设文华殿大学士辅导太子,下面有詹事府詹事,少詹事,春坊大学士,庶子,喻德,中允,赞善,洗马,校书等官职。构成了明朝皇太子教育体制的雏形。在明朝正统年间之前,明朝太子读书,并没有明确的礼仪,到正统年间的时候,太子出阁读书的礼仪也正式确立:太子首次出阁读书的当天早上,先由礼部,鸿胪寺执事官在文华殿后殿行四拜礼毕,鸿胪寺寺官为太子行李,请太子到文华殿读书,皇帝要亲自出席,三师三少以及各官员按照次序向皇帝行叩拜礼,然后各官退出,内侍官引着太子在后殿就座,每天侍班侍读讲官依次前来,从此,太子的学习生活开始了。

    而从课业负担上说,明朝的太子也是很辛苦的,上午主要是文化课,分为三项内容:读书,听字,写字。读书时每学一篇新课文,必须要在三日之内背熟,每三天就要测验一次。写字的量也很大,每年的春天,夏天,秋天三季上课的时候,每天要写一百个字,冬天是每日五十个字。学习细节也抠的严,比如背书,不是说简单背过就完了,而是要字正腔圆,句读分明,而写字,也不是简单会写就完事,要写得横平竖直,方正工整。最辛苦的就是侍讲官,讲书的时候,要讲的明白,太子出错了,要大胆纠正,太子不学习,更要敢于批评。以上任何一条没做到,就是不合格。

    而对于太子教育来说,最重要的事情,就是要给太子选好老师。《明史》上说,给太子选什么样的老师,也是要有学问的,太子刚开始读书的时候,要给太子选择那些精通学问,治学严谨的老师,主要都是一些品行端正,铁面无私的老学究。等着太子年长后,却要给太子选择一些行政能力颇强的大臣,帮助太子学会理政。明朝历代太子的老师选拔,基本都沿用了这一原则。

    可这个看似合理的原则,到了明朝中后期,却也越发出现漏洞,我们看明朝中后期的诸多帝王,不难看到在他们做太子时,无不充满着诸如旷课逃学,贪玩享乐等行为,精挑细选出来的老师,对这似乎也越发没招。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,出阁读书的太子,其实还是孩子。

   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,孩子和成年人之间,往往容易出现代沟,师生之间差距越大,相互之间的代沟也有可能越深。放在太子的教育身上,主抓太子学习的老师,绝大多数的年纪,都在中老年以上,且早期教育多以学问精深,治学严格的老学究为主,和太子之间,基本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。摊上个淘气的太子,叛逆更是一定的。

    外加到了明朝中后期,宦官的权位日重,陪太子读书的,主要就是伺候太子的宦官。放在逃课这类事上,那更和太子沆瀣一气。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时,因他不爱学习,伺候他的宦官们,也就经常巧立名目,取消当日的讲课,甚至如期进行的讲课,也被他们找借口破坏,不是提前下课就是上课捣乱。正常的教育基本不能保证。帮朱厚照太子逃课出力最大的宦官,就是后来正德朝时一度权倾朝野的“九千岁”刘瑾。

    甚至到了明朝晚期,就连皇帝本人,对太子的教育也越发不热心,这其中的典型,就是创造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,当时万历皇帝面临的一大重要朝廷斗争,就是“争国本”,即万历欲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为储君,然而恪守礼法的文臣们,却坚决要立皇长子,万历索性破罐子破摔:干脆都不立,拖下去谁怕谁。这一拖,却把儿子的教育问题也耽误了——万历的长子朱常洛,在八岁之后,差不多五年没受过什么教育。文化水平极低不说,连其儿子——万历的孙子朱由校也拖累了,小朱由校常年教育不良,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干木匠活,等着做了皇帝,就成了著名昏君明熹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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