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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PK】见义勇为认定是否需要国家标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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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12-15 15:0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2016年6月10日,成都的张正祥、于强、肖军、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,来到郫县(现称成都市郫都区)安德镇旅游。没想到,肖军和喻春祥在自行组织漂流时落水并被漩涡吸住,于强和张正祥听到呼救声后前往施救。最终,除了喻春祥被急流推至岸边脱险外,其他三人都不幸遇难。张正祥和于强的妻子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“见义勇为”,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返复,却被告知,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,属于“履行特定义务”,因而无法认定。  
  一直以来,对于“救熟人算不算见义勇为”的争议不断,目前大多认定为不是见义勇为。多地均有见义勇为相关条例,有至少8省市明确限定,见义勇为人员是指,“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”救人或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公民。而包括北京、江苏、福建在内的省市,则没有这一表述。是否有必要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文件,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、奖励、保护等作出统一规定成为近两天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。
  正方:引领见义勇为风尚需要法律建构支撑
 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左军
 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优良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,是值得大力弘扬、褒扬的崇高道德行为。但是,由于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等对见义勇为的外延解释不尽统一,实践中常常引发争议,大大影响了对这一崇高道德风尚的弘扬。因此,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和褒扬办法,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很有必要。
  首先,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全社会有引领示范作用。在我国,法律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,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进行法律建构,将人民意志上升体现为国家意志,让人们通过学习了解法律,知道见义勇为为国家所弘扬、所褒扬,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知并自觉崇尚践行。
  其次,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法律建构,有利于统一认识尺度,统一褒扬标准。扶危济困,救人于危难之中,无论被救助对象是谁、救助的环境如何,无论救助人是出于法定职责亦或是特定义务,都应当予以肯定褒扬。当救助人是出于法定职责亦或是特定义务实施救助,与本身没有这种职责、义务救助的人,在褒扬方式、褒扬尺度上可以有一定区别。而什么人实施救助属于履行法定职责,尤其是什么人实施救助属于履行特定义务,需要适当界定厘清。
  再次,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和褒扬办法,有利于定纷止争、维护社会和谐。见义勇为是全社会崇尚褒扬的优良传统,是好事。但是,当就某人某事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而产生歧义争执,甚至发生严重对立时,这一好事的宣扬效果或将被大打折扣,影响人们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知和风尚追求。
  12月9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,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,弘扬美德义行,立法、执法、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,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,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。见义勇为难能可贵,如何避免让义者陷入法律争议的尴尬,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?笔者认为,习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也给“将见义勇为上升到国家统一立法的高度”这一观点做了最好注解。
  反方:认定见义勇为别依赖法律定纷止争
 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刘勋
  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一直存在争议,很多观点认为应该通过全国性的立法进行规范,就是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,让法律给认定见义勇为的争议局面定纷止争,这其实是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来约束道德行为。
 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,被形象地称之为“人性的低保”,法律有着具体明确、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的特征,所以说法律属于客观范畴。道德则是模糊的、不确定的、不具有约束力的行为习惯,因此道德属于主观范畴,道德的问题通常都有主观争议性。笔者认为,认定见义勇为属于对道德范畴的评价,因此根据道德特征,对道德行为的评价具有争议性无法避免。例如报道的案例,相关部门认定其不符合见义勇为,判断依据是《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》。该条例将“见义勇为”定义为“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,为保护国家、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、财产安全,不顾个人安危,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”。如何理解“特定义务”成为争议的焦点。法律对问题的评价必须明确具体,不可能含糊其辞、模棱两可,法律评价的确定性与道德评价的争议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。即便立法无限扩大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,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争议、人人满意。
  认定见义勇为属于法律对道德行为的评价,不能依赖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来定纷止争。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,法律与道德的评价依据不同,道德评价受到具体行为的社会影响力、具体危急情形、地方风俗习惯、群众法律素养等诸多不确定的环境性、区域性、文化性甚至偶然性因素的影响。制定全国性的见义勇为认定标准不仅成本过高,还会因为整齐划一的规范性规定,让法律评价完全摒弃上述因素,更加不科学,同样难以定纷止争。
  所以笔者认为,认定见义勇为的立法还是应该以地方为主,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执法机关的主动性,也能兼顾地方的特殊性。与其寄希望统一立法对认定见义勇为定纷止争,不如从个案中吸取教训,例如如何科学救助他人、普及安全防护常识、健全社会救助机制等,别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,别妄图用法律来消灭道德性争议。

结束时间: 2017-3-15 15: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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