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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减证便民”提高办事效率 与各类奇葩证明事项说再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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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7-12 10:5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明明有户口簿、低保证,却被要求开具家庭关系、低收入证明;办理离婚需要提交自己是正常人的证明……当前,从实践看,“奇葩证明”、循环证明、重复证明等现象仍相当程度地存在,是群众和企业办事中的烦心问题。


近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,要求各地区、各部门对法律、行政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进行梳理,逐项提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;对自行设定的证明事项,最迟要于2018年年底前取消。


破解“奇葩证明”,严格依法清理

今年6月,南方某省外来务工人员刘先生想为其小孩办理入学报名手续,但当地教育部门规定,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学校,须由家长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。无奈之下,刘先生来到派出所申请开具证明。派出所民警开出证明时,也写下自己的不解和不满:“请问教育部门,小孩读书与其父母有无犯罪有关吗?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,就可以剥夺小孩读书的权利吗?”


刘先生的无奈和民警的质问,折射出“奇葩证明”给群众带来的困扰。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教授看来,很多“奇葩证明”之所以“奇葩”,往往在于既于法无据,又在客观上难以证明,因而在证明设置的过程中,徒增群众的义务和负担。王敬波表示,例如关于父母有无犯罪记录决定子女能否入学这一点,法律上对此并无相关规定。又比如,申请教师资格需要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、乡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、所毕业的学校对其思想品德、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,其中有无犯罪记录作为客观事实可以证明,但是思想品德却难以证明。“这种类似情况,与其通过证明来作为任职条件之一,不如通过负面清单,列举有哪些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的人不能担任此类职务。对于需要证明的事项,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。”


“切实做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。”这是《通知》给证明清理工作划出的“硬杠杠”。据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,此次证明事项清理的重点之一,即清理国务院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。初步统计,现在有效的部门规章是2700多部,规范性文件数量更多。其中,一些部门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况下,设定了证明事项,或者在法定证明事项之外增加了证明材料,这些都与立法法以及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相违背。由于地方无权清理这些事项,所以需要由制定部门予以清理。与此同时,《通知》明确提出,对取消证明事项涉及修改法律、行政法规的,及时启动法律、行政法规修订程序。


“确保各项证明于法有据,让证明清理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,是破解‘奇葩证明’的治本之策。”王敬波说。防止证明“断链”,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


现实中,群众常常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:一个事项需要多个部门出具的多项证明,甚至这些证明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,即没有A部门的证明,则无法出具B部门的证明。如果A部门已取消这项证明,但是B部门还需要这项证明,则当事人的事情就无法进行下去。比如,2016年公安部取消了开具同户人员与户主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,但是还有些部门要求提供亲属关系证明,群众被迫改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,这使得群众的证明出具变得更复杂、更繁琐,时间拖得更长。面对这类证明“断链”、证明“堵点”问题,怎么办?


“防止证明‘断链’,疏通证明‘堵点’,首先要加强源头清理,也就是从需求侧入手,围绕部门‘要证明’来加强源头控制。”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表示,只有部门不再要证明了,群众才不会再去开那些证明,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。“在清理过程当中,应坚持‘谁设定、谁清理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’的原则。”


“其次是要加强后续管理,强化各地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共享。”傅政华说,证明取消的过程实际上倒逼了政府间数据的联通,通过各地各部门的协同协作,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,有助于打破部门之间、地方之间“信息孤岛”。例如2013年以来,司法部同公安部、教育部建立了学历、户籍统一核验的工作机制,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毕业证书、户籍证明之外的其他证明材料,由当事人提供证明转变为由政府内部统一核验,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、减少了申请人的麻烦。


疏通证明“堵点”,还有赖于各地各部门创新工作方法,主动积极作为。今年7月,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社会公开征集群众办事“堵点”问题,凡是企业和群众到乌兰察布市辖区内政府部门、服务大厅、公共服务机构等服务场所办理审批服务事项时,遇到提交材料繁琐或反复提交、“奇葩证明”、服务态度不好、不能一次性告知、限号或排队等候时间长等,都属于“堵点”问题征集范围。对征集到的“堵点”问题,乌兰察布市政府表示将认真研究、分类汇总,并责成有关部门逐项整改。

强化创新管理,严肃依法追责

“没想到现在办卫生许可证这么方便,换以前要跑好几趟、提交好多证明材料,如今不到20分钟就拿到了卫生许可证。”浙江温州文成县的金女生说,现在通过当地推行的“告知承诺制”改革,公共场所经营申请人只需带上营业执照、身份证,到窗口填写一张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基本信息登记表》和签订一份《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告知承诺书》,即可当场领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。


“对实际管理效用不大、能纳入信用管理信息体系的,或者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进行管理的证明事项,可以通过大力推行‘告知承诺制’,由政府告知标准要求,由申请人提交书面承诺。”在傅政华看来,“告知承诺制”正是取消证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管理措施,但“告知承诺制”带来的审批程序简化、证明事项减少,并不意味着监管力度减弱,相反对审批单位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
“一分部署,九分落实。在证明清理过程中严肃依法追责,是促使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抓手。”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,上级行政机关要对“减证便民”加强督促检查,对下级行政机关违法增加的证明事项、证明材料,提高证明要求等问题要进行及时纠正。对此,司法部将把证明事项的清理,作为2018年法治政府建设督察的重点,到重点地区、重点部门和一些重点领域进行专项督察。“此外,在落实过程当中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,体现人民的监督。”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,将在中国法律服务网上专门设立人民监督平台,通过动员群众批评监督,确保“减证便民”落到实处。


“减轻证明的负担,并不意味着放任虚假证明。”王敬波表示,对于违法提供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情况,需要加强监管,避免因为减少证明可能引起的监管空白。此外,本次证明清理,重在清理政府要求社会公众提供的证明,但是要防止政府借此推卸责任。“对于社会公众确有需要,行政机关具备证明条件的,仍然应当为社会公众提供。”王敬波说。





文章来源丨人民日报记者 魏哲哲 倪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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